台山一中初中往事追忆

9. 陈德林与红五类

2010年12月18日，一位一中校友在台山同学网发帖透露了陈德林同学在美国去世的消息。此前，尽管我早就听说了，但因没得到权威消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也不敢乱加推测。不幸的是，噩耗还是被证实了。
陈德林同学是我班同学，还曾经是同桌同学。从学籍表看看到，他生于1949年6月，祖籍三合玉怀乡沙坪村，1963年在学籍册上的登记住址：台城通济东路28号二楼，1964年在我班时的住址：仓盈路27号。1963年他在台城镇一小毕业后，考入台山一中63秋初4班。后因考试成绩不合格，留级到我班。为了帮助他提高学习成绩，我在编全班座位表时，特地把他编为我的同桌，以便经常帮助他解决学习上的疑难问题（为了保护视力，每学期都要调整全班同学的座位，班主任总是交给我来编排座位，从不过问和干预）。记得编位时遇到一个小难题：德林个子较高，理应编在后排座位，但他眼睛近视，只能坐在前面才看得清黑板的板书，故我把他编在第二行的最左边位上，好让他既看得清黑板，又不会挡住后面同学的视线（从我保留至今的座位表可看到，德林在初一时与我同位，他是58号，我是10号，在前排左边第二行）。
德林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能写一手有点像印刷体的漂亮字体。在我印象中，他性格温顺，不喜欢说话，平时待人和气，与同学们关系也不错。不过，他有很大烟瘾，经常偷偷抽烟，虽然这在现在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事，但在当时是违反校规的行为。由于要找避开大家视线的抽烟场所，他显得有些“神出鬼没”。后来德林也因没钱买烟导致犯错而吃了苦头，这在我班是众所周知的事。我记得谭老师主持班委会上专门谈过他抽烟一事（他自己烟瘾很大，但他很不能容忍学生违反校规吸烟），还指定一位班干部了解他在哪里抽烟（后来发现是在大操场厕所内）。文革初期此事被曝光，德林大为震怒，几乎要打那位班干部。
回忆德林同学，不能不提到当年贯彻的“阶级路线”。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以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逐趋紧张，升学已很讲究家庭成分，填学籍表必填家庭成分。从学籍册可看到，我班大部分同学来自水步、大江农村，小部分来自台城、公益。同学们的家庭成分是：贫农34人，占63.0%；下中农1人，占1.9%；中农4人，占7.4%；工人4人，占7.4%；手工业1人，占1.9%；小贩2人，占3.7%；侨工5人，占9.3%，自由职业（教工）3人，占5.6%。按文革时的“红五类”概念（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我班72%同学算“红五类”。严格地说，“黑五类”特别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一个也没有（这可能与当年的招生政策有关）。
德林是我班为数不多的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他父亲在台城第三缝纫社当工人（裁缝？），母亲在台山造纸厂当工人。因此，他算得上是“红五类”中“革命性”优于贫下中农的、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出身。这使他在“唯成分”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文革初期，顺理成章地被同学们选为班文革核心小组负责人之一（参见本文中的“黑话事件”）。在台城同学中，丽华也是工人家庭出身（她父亲是殡葬工）。她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体育水平非常了得，但文化课学得有差距，后来在座位调整时也被我编为我的同桌。她个子高，也有点近视，也与德林一样被编在第二排边上的座位。
我父母世居台城，台城没搞土改，也没划家庭成分，故我家户口册上是没写家庭成分的，报考初中填写什么成分，没有现成东西可抄，填写什么要凭自己的理解。我父母是教师，按当时惯例家庭成分应填“教工”。但1964年我的学籍表里家庭成分栏居然填了“工人”。我依稀记得原因是：考初中时听说没有“教工”、“侨工”等家庭成分，而“工人”是当时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大家以工为荣。我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教师属“教育工会”（记得父亲曾给我看过他的台山教育工会会员证），既然是工会的，自然也算“工人”（没想到这一思路与1980年代的邓小平不谋而合）。不过，我学籍册上的家庭成分不知被谁用红笔改为“自职”（自由职业），估计是校方根据“政审”材料改动的。
3班业鸿是我的好朋友，他父亲是台山人民医院大名鼎鼎的名医李伟民医生。2010年我在母校找到的1964学籍册上发现，业鸿填写的家庭成分也是“工人”（也被用红笔改为“自职”），就把复印件发给他，狠狠地“攻击”他和我一样“冒充”工人阶级出身。他记不得此事了，不过有学籍表为证，不容他“抵赖”。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医工”的说法的。大家追忆往事，对历史趣闻一笑了之。
回想起来，当时的“价值观”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与现在追求发财致富真是有天壤之别：大家都“以贫为荣”，唯恐家长有钱，唯恐家里不穷（最好穷得“叮当响”）；大家都“以工为荣”，不是傍大款，而是千方百计“傍工人”。说起来，邓小平在1980年代也有类似逻辑，他为了说明知识分子重要，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他是按“三段论”的逻辑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具有最重要地位的阶级；小前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结论：知识分子也具有最重要地位。实际上，这也是沿袭了文革前的旧思路。为什么非得从只有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大前提出发不可呢？难道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就不重要了吗？
不过，在我考入一中的1964年，“唯成分论”尚未像文革时期那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阶级路线”还比较全面。彭真关于“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指示，为“出身不好”的同学指出了光明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们所受的政治压力。我班选班干部，真的是贯彻“重在表现”政策，有不少并非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也一直担任班组干部，除了我（教工）以外，还有李优甜（侨工）、李华新（教工）、伍岳维（中农）、李健材（自职）。不过到了文革时，这一切全都被冲垮了。
回忆起来，我的小学生活是美好的回忆。初中一、二年级也是。但文革时的“阶级路线”造成的心灵伤害真是不堪回首。那些历史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是无法“山寨”的。那时有个所谓“团结95%以上的人民群众”的口号，每提及此，我心里总是非常苦闷，我因家庭出身怎么就掉进了“5%”的窟窿，所以非常羡慕那些“95%”。记得1965年部队滑翔学校在初中招收学员，我根本不敢想。下乡当知青后，大队民兵营长给我当一个挂名的武装民兵副班长（没搞过训练，连枪也没摸过），我强烈地感受到在政治上被信任的温暖，那件印有“园美民兵”的背心珍藏了好久，对当年的民兵营长李开基直到现在还心存感激。
有一个段子说，一个顶级大人物接见抗洪战士时说：“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标准答案）首长加了一句：“同志们晒黑了！”战士们不知如何作答，于是齐声喊道：“首长更黑！”与此不同的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当年都是“被黑”的。当年的同学少年谁不想走“又红又专”之路呢。毕业了，还是离不开“红”：“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或务农）。

10．卫生室的故事

在台山一中读书时，有几件与卫生室相关的故事印象也很深。
第一件事是1964年秋台山一中新生报到之前，在班主任谭槐俊老师的安排下，我和朱民英等台城同学去我班男生宿舍四舍杀臭虫。那时“人瘦虫肥”，床板有臭虫是很平常的。臭虫生命力很强，即使没有人血吸，饿“瘪”了，仍能藏在床板缝里活好多年，一旦闻到人气就爬出来吸血，咬得皮肤上长起一个个小疙瘩，真令人讨厌。谭老师和我们一起把“勒架床”的床板搬出室外暴晒。我们先在地面用力“洞”（撞击）床板，一下子就可以震出很多臭虫。在地下乱跑的臭虫的下场当然是被处以“极刑”。接着对每块床板、每条缝、每个孔，每个可疑部位，都涂上杀虫药水。半年后，谭老师写的学期鉴定还表扬了我们的“杀虫业绩”。这些年倒是很少听说有臭虫了，不知是不是“除四害”的功劳（开始曾把麻雀列为四害，后来发现弄错了，用“臭虫”取代之）。
第二件印象很深的事是，初一入学不久，班卫生员刘裕赤同学在上自修时在课室内将一瓶眼药水交给我，说是校医室发给我滴眼用的。原来，我在体检时查出有轻度沙眼，当时沙眼很普遍，不算什么病，因没什么症状，我自己从来都不当一回事。没想到学校记住了，专门派人送眼药水来治疗，这着实让我非常感动。我感动的是祖国、人民和学校对我的关心（那时助学金叫“人民助学金”，让学生记住助学金是人民给的，名称起得多好！）。现在看来还要感谢台山一中“制度安排”的周到，感谢黄荣照校医和谭校护--朱启明同学的母亲的细致。那时在学校看病拿药是免费的。学校很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上下午课间休息时都安排时间做眼保健操（学校播眼保健操乐曲），我班一直由我领操。我的眼睛长期保持1.5的视力，应该与此有一定关系。
讲到卫生室，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初期声讨“三家村”时的事印象也很深。我班一位伍姓同学发高烧，去学校卫生室看病，医生认为病情不轻，要他在卫生室留医。我替他回宿舍取被子、鞋和桶，并尽我之所能料理他的生活。我在病房看到校护给他全身擦酒精，觉得很新奇。在我的印象中，民间盛传发烧不宜“湿水”（如暂不要洗头、冲凉），现用湿漉漉的酒精擦身都没问题？原来西医的理念与中医是不同的：酒精挥发后可迅速降低体温，可有效地对付高烧。这是我第一次获知发高烧可擦酒精降温的知识，印象很深。其后，由我接替校护用棉花团沾酒精为发高烧昏睡中的同学擦身。此情此景如今还历历在目——可是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听说这位同学在美国发展得很不错呢，可惜百年校庆同学聚会联系不上他。我想他也未必记得40多年前酒精降温之事了。我倒记得文革时黄校医因当过国民党军医的“污点”被大字报批得狗血淋头，其重要“罪状”就是“迫害贫下中农子弟”，只给感冒同学治病开ABC并告“多喝开水”。不过没有看到谁批过他“指使”校护用酒精擦身降温。如今吃ABC肯定没有什么疗效了，但“多喝水”仍是重要医嘱之一。

李江帆在台山一中读书时的游泳健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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